秀容书院对忻州教育事业的影响和贡献

忻视界客户端3月24日讯 在秀容书院创建之前，也即忻州儒学存在之时，儒学生员的名额有严格限制。据记载雍正二年前，每年入学额15名，二年增加5名，为每年20名。而且身份也有限制，一般贫寒之家的子弟不可能入学。书院创建后，入学名额大大增加。突破了儒学对生员名额的严格限制，使更多的生员有机会进入书院就学。

　　秀容书院的创建对忻州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。明显的标志是科举中名额成倍增加，幅度陡升。

　　据《忻州志》记载:明代共有进士19 人，而清代则33人，仅道光至光绪八十多年间，通过多种考试取得功名的就计有进士7人，举人64人，贡生71人，学童秀才就更多了。在书院西侧的通天衢牌楼上悬挂的“十隽匾”，便是为彪炳 10 名举人而设的。

　　进入民国后，一批批从秀容书院走出的学子，考入了太原高一级学校，有的赴日本留学，学成归国报效社会。

　　仅从辛亥革命时期忻州籍的同盟会员来看，人数就有近30人。他们中有同盟会员梁硕光，他曾在太原创办《晋学报》、在新兴中学堂任过教员、兼任忻州教育会、天足会两会长、在太原创设中和中学，并任校长。东石村的许子翰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，携带机器回国在忻州创建新兴劝工厂，开创了山西纺织工业之先例。还有梁际蓉、石莹、赵良辰、傅存怀等人，都是民国初期的佼佼者。再从民国时期山西军政机构中，忻县籍人物统计来看，有阎政府中的村政处长陈敬棠、军务处长傅鹏海、交际处长梁航标、督军府副官处处长曹步章，还有晋绥考铨处、机械公务处、经济统制处等八大处长都是忻县籍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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